土壤重金屬汙染防治困難重重

說不清數據，缺乏法律規範，資金投入有限……土壤重金屬汙染防治困難重重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周勉、譚劍、金微發自株州、北京 *近，“10%左右的市售大米鎘超標，可能引發骨痛病”的消息見諸報端後，讓湖南省株洲市馬家河鎮新馬村村民再次回想起五年前的那次經曆：2006年農曆正月，新馬村66歲的村民羅少坤在長期渾身無力以及疼痛之後，終因不明原因的**去世。接著，村裡又有數十名村民出現嘔吐、暈厥等症狀，恐慌很快就籠罩著整個村莊。株洲市後來的檢查結果令人震驚：1100多名村民被診斷為鎘超標，其中200多人被認定為嚴重超標。

這起震動國內的鎘汙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經過體檢被判定為慢性輕度鎘中毒。

村民們也是在媒體曝光後，才知道這種銀白色有光澤的重金屬早已潛伏在自己生活中。如今，他們依然籠罩在重金屬汙染的陰影之下。

重金屬汙染陰影

株洲新馬村耕地中的鎘汙染，主要來自1公裡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國受重金屬汙染*嚴重的河流，這條灌溉了半個湖南的“母親河”因為接納了大量工業廢水，使河水中的砷、鎘、鉛的總量占全省排放總量的90%以上。

2006年汙染事件後，湖南省政府將新馬村這片區域劃為汙染區，汙染區的村民不許再種水稻和蔬菜，政府每年給予他們每畝500元的補償。該村及相鄰兩村共計千餘畝土地已被當地宣布棄耕。

馬家河鎮的中路村，儘管這裡也被劃為禁種區域，但是，村民胡自能仍種了四五畝水稻。還冇到春耕時節，胡自能的稻田一片荒涼，隻有收割完的“稻叉”露出水麵，下麵還有看不見的“重金屬幽靈”。當年湖南省政府對該區域的調查結果顯示：水稻****鎘超標，葉類菜98%超標，胡自能的稻田也在這個區域。

胡自能並非不擔心自己的大米會被汙染：“村裡的人都不敢喝當地的水，有人為此乾起了賣水的生意，專門從市裡其他地方運水到附近幾個村子去賣，100斤的水可以賣幾塊錢。”不過，他出於省錢考慮還是種了水稻，他說這些稻米主要是供家裡五口人食用。

部分村民擅自種植稻米的行為讓天元區原副區長現鎘汙染處置工作組常務副組長周光裕感到無能為力。

他介紹，早在兩年多以前，國土、財政、發改委等部門已同意將這片汙染區內的農業用地改為建設用地。2008年國土資源部在下發的《國土資源部關於株洲市重金屬汙染土地有關問題的複函》中，允許株洲市對土地實行“征轉分離”，對被鎘汙染的核心區域，實施土地功能轉換，即分期分批逐步調整為建設用地。不過由於所需資金數額巨大，目前暫時隻進行了6平方公裡土地的轉換。

土壤汙染源繁多

實際上，新馬村可以看作是我國近年土壤汙染的一個縮影，它們存在著，一旦受到關注，就讓輿論覺得無法輕鬆——畢竟這些土地上生長的糧食有可能會流進普通人的餐桌。

 “土壤汙染具有隱蔽性和滯後性等特點，以前我國的重點治理目標集中在水、大氣、固廢汙染問題上，政府、學界、公眾對它的關注很不夠，近年來伴隨一些環境事件的爆發和研究的深入，大家才開始關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複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土壤汙染包括重金屬汙染、農藥和有機物汙染等多種類型。我國的土壤汙染仍以重金屬汙染為主。業內估計中國90%左右被汙染土壤都與重金屬有關。

重金屬汙染的主要來源是化工和礦山，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采礦業的粗放式發展方式，加上科學技術落後、環保投入不足與意識不夠、資源盲目開發，濫挖濫采使得雲南、廣西、湖南、四川、貴州等重金屬主產區的土地被日漸汙染。

在經濟發達地區，重金屬則來自於工廠，國內三十幾家環保組織聯合發布的《2010IT**供應鏈重金屬汙染調研》稱，IT企業重金屬汙染居首。一項由原國家環保總局進行的土壤調查結果顯示，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屬汙染，且其中10%屬嚴重超標。

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曾希柏曾走遍我國糧食主產區，花費了將近10年的時間研究土壤重金屬汙染。他說，除了化工和開采領域，農業、養殖業近年也成了重金屬汙染源。

他介紹，由於過度使用化肥，一些磷肥鉀肥和複合肥中鎘含量超標，能夠使土壤和作物吸收到不易被移除的鎘，即便是有機肥料也難逃重金屬汙染。而在一些小規模的養殖場，人們常常在豬、雞等農畜的飼料中添加含砷製劑，因為這種重金屬可以殺死豬體內的寄生蟲，促進牲畜生長，甚至可能“讓豬肉的顏色變得更紅潤”。

這些牲畜的糞便又是農民樂於購買的有機肥料。當含砷的肥料被堆積入田時，肥料內的重金屬就會悄無聲息地潛入地下，並隨著耕種傳遞到農作物中。

 “人們吃掉了這些重金屬汙染的飼料喂養的豬，又吃掉了被重金屬汙染的土壤中種植出來的蔬菜和糧食，有些人甚至還喝著被重金屬汙染的地下水，人體就這樣被二度汙染，甚至三度汙染。”曾希柏擔憂地說。

防與治都是難題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土壤汙染與控製研究室李發生介紹，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口的不斷增加，中國土壤汙染總體上呈加劇趨勢。

由於土壤汙染延時性的特點，如果不對土壤進行修複，土壤重金屬會不斷累積，現在冇有出現的問題將來也會慢慢出現。

近年來，中國也在進行汙染土壤修複的科技攻關，並初步取得一些進展。例如，陳同斌用蜈蚣草來修複被重金屬汙染的農地，這種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當於普通植物的20萬倍，通過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內，這片土地就可以“恢複健康”，但這種修複耗時較長，難以和汙染的速度相抗衡。

曾希柏采用了另一種微生物的修複方法，但他說這類的修複辦法成本太高。此外，修複資金也是一大問題。

 “汙染土壤的修複治理需要**考慮受汙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資金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國汙染土壤修複治理資金缺乏有效保障。”李發生介紹，當前中國汙染土壤調查評估與治理修複工作的資金一般來自政府相關部門和土地開發商，資金來源有限且冇有保障，修複治理工作難以開展，資金問題成為很多汙染地塊再開發的主要障礙。

由於土壤汙染形勢嚴峻，立法製定一個專門針對土壤的法律顯得很迫切。目前，中國已有50餘部關於環境汙染的法規，但是缺乏土壤環境保護與汙染控製的專項法律法規。

李發生說，中國土壤環境保護與汙染控製在立法形式存在分散立法、附屬立法、立法層級較低等缺陷，在立法內容上存在原則立法過多、可操作性差、基本法律製度冇有建立等缺陷。

實際上，中國在2006年已經開始了土壤汙染防治法的起草工作。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王樹義是立法組的**專家，2月份他透露，醞釀多年的土壤汙染防治法不久將出台。他說該法*終確定了以“治”為重點，“防治兼顧”的立法方向。

 “立法這是必須的，但法立出來後監管和執行依然是一大考量。”曾希柏認為，目前解決土壤問題*緊迫的依然是從源頭控製汙染源，而執法和監管是個普遍問題。

近日，國務院正式批複《重金屬汙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作為我國**個“十二五”專項規劃，人們期待著這個規劃能提供土壤汙染僵局的破解之策。